冯兴盛教授简介：1935年6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1年10月参加革命，在齐齐哈尔市行政干校学习。1952年10月——1956年10月任齐齐哈尔市房地局科员；1956年7月 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59年2月 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任函授视导员；1962年7月——1978年10月 主动下放到吉林省扶余县任中学教师；1978年10月——至今任白城师范学院(原白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师、教授；1994年——1998年任白城市人大代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会员、中国世界中国史学会会员、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大专院校史学研讨会理事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白城地区历史学会理事长，曾任第六、七届吉林省政协委员，第九、十届白城市政协副主席，被中共吉林省委授予振兴吉林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被吉林省政府评为省直先进工作者；吉林省政府授予优秀提案奖；省教育厅评为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省关工委授予省级先进个人奖；白城地区授予模范教师称号。
冯老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生涯和工作经历。
我已经退休20多年，很高兴回到咱们学校和大家交流。大家先看一下我携带的一些资料，这里有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世界通史》上中下三册，参加这部书编写的高校有9所，不乏许多名校，比如东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师大，白城师专是唯一一所参编的专科院校。我第一个问题要谈的是爱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只有爱党，才能在政治上突出，在工作上出色，在今天，就是要团结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周围，走向繁荣新时代。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党员，但我这辈子就是爱党。初中时，我第一次享受国家助学金。初中毕业后，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升学，参加地方工作，由于我的勤奋，成绩比较突出，分到了齐齐哈尔房管局。1956年，党中央要求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党、政、军等工作人员尽可能地报考大学。从报名到高考，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之前只是初中毕业，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最后，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当时的书记是成仿吾，和郭沫若曾一起创办“创造社”，是走过长征的一位教授；校长是丁浩川，是一名老教育家；历史系是当时师大教授最多的院系。我的学法就是上课时听要点，善于钻研，独立思考。
1959年，我家里生活困难，一间房住着10口人，我父亲要求我退学。开学回来，我就去找历史系系主任万九河（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他了解我的情况之后说，你学习这么优秀，退学了太可惜了。万主任最后向学校陈情。成仿吾书记、丁浩川校长研究后，破格决定我可以提前出校，担任函授生视导员，任务是每年寒暑假组织函授生学习；同时，我还未学习完的课程可以任选。学校每月给我的工资是62元，我爱人工作也可以调过来。在我之前，有很多退学学生，班长都走了，没想到我一个普通的二年级学生留下了。最后我了解到，由于万主任是德高望重的老主任，说话分量重，他说我如果留校搞研究，可以自成一家，有所作为，如果回去，就什么也没有；如果让他做管理，也是管理方面的优秀者。所以说，东北师大对我非常好。这也告诉我，只要你优秀、有本事、不怨天尤人、爱党敬业、听党话，就会有一流的业绩。
1962年，当时的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机关人员大量精减。这个时期，也是我报恩的时期，我主动要求下放，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当时，我被分到农业大县扶余县。我在扶余县中学教中文，自己现学现卖，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接着，来到扶余七中，没有历史老师，我去了就教历史，扭转了有史以来历史学科拖后腿的局面。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为在阅卷中表现较好，第二年被调到白城师专政史系工作。回到高校后，我给自己设立了标杆：就是我要和本科院校教师比，而不是同类的专科学校教师比。我第一次出去进修学习，到了山东大学。进修期间，我主动向山东大学刘明翰教授请教学术问题，获得了刘教授的认可。因此，我获邀参加了刘明翰教授主编的国家教委统编教材《世界史·中世纪史》的编写工作。在进修期间的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中，有老师介绍说在德州有苏禄国王的墓，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因此我查阅资料，写了《苏禄国王访明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纠正了此前史书上许多错误。之后，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东北师范大学进修，向朱寰、林志纯教授请教交流。他们都是我的榜样，尤其是林教授，他是著名的古代史专家。我在吉林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和东北师大查阅资料，研究了有关佛教的问题，写了11万字的《人类与宗教》。我主编的《世界通史纲要（古代部分）》获得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的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撰写序言推介。我还参加了中国古代史协会以及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我研究的重点是中日关系史，是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也是学会中唯一的来自专科院校的学者）。我写文章，从不抄袭别人，而是追求原创。我写明代勘合贸易，查阅资料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给中日友好刊写信，帮我查找资料，他们也很友好，积极回信，在我论文发表之后，协会给我的论文评为优秀论文。在此基础上，又写了《明代中日贸易》，由光明日报社出版。除了撰写论文外，我还翻译一些文章，曾翻译《日俄战后日本的电力政策》一文，翻译后寄给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钱正英同志复信给予肯定。
和过去相比，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邻为伴，一贯坚持和平友好互通有无，而不是强行占领。郑和在下西洋时对沿途的原始社会和文明古国，都一视同仁，友好相处。明朝时苏禄国王曾寄给明朝皇帝一封信，这封信现存于长春。乾隆年间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苏禄多次派使臣、专使到中国，后来带上户籍册和苏禄的领土要求合并给清，被清朝谢绝。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能赶上习近平新时代都是非常幸福的，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的繁荣昌盛，国民生活幸福感显著提高，与外国民族相比，获得感也极高。
自古以来，穷者穷、富者富，朱元璋等皇帝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贫富差距大是个世界性的历史难题，但共产党做到今天的成就，是非常厉害的。我的结论是，中华民族无论经历了多少个盛世，都没有今天的时代好，这是质的飞跃，同时也是跨世纪的飞跃，这是党对人民各项政策落实程度力度最大、效果最好、难得一遇的时期，我非常幸运能赶上这个时代。中国各项指标已居世界前列，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就我去日本旅行的体验来看，中国的扶贫制度做得要比日本好。在共产党中，有许多坚定追随着党的脚步走的人，他们中有的人有德有名后入党、有的人先入党后有名，无论如何都为共产党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我终身矢志不渝地追随党，听党话、跟党走，我在去世之前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也一定能加入共产党。
您在生活中的行事风格是怎样的呢？
我做事光明磊落，他人对我怎么样我管不着，但我对他们一定要做到问心无愧。
听说冯老师您当年为了学校的发展做过很大贡献，您能简单地给我们讲一讲吗？
当时咱们学校要专科升本科，我就去找省里省长的参事，我写了专升本的提案，后来通过了，同意学校专升本，为学校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当时您任教时，我听说住房很紧张，您当时是住哪里呢？学校给您解决住房问题了吗？
咱们学校当时刚恢复，住房紧张，学校希望我去省里申请住房，后来我写了提案，政协把提案转到了吉林省教委。时任教委副主任杨长喜看到提案以后，在提案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白城师专住房紧张，明年就是只给一栋，也给白城师专”。第二年我拿着这个提案把住房要下来了。
老师您看书的时候是怎么发现问题的呢？
我在读书的时候善于思考问题。在你们这个年龄段，要去读总书记的书；还有专业书，把基础打牢才能发现问题，一定要把本职工作做好。
冯老师，您后来做白城市政协副主席和吉林省政协委员，从政对您做学问有什么帮助吗？
我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去各地政协，可以查阅他们的文史资料，对学术研究大有帮助。大家一定要摆正位置，不能低估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学校是师专、是很普通的学校，就觉得低人一等。我在开学术会议时，就会和水平高、资历深、作风好的学者探讨学术。
冯先生您在进修的时候知道了德州苏禄国王墓的线索，请问您平时是怎样抓住研究机会的呢？
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敢于思考、知难而进，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一旦知道了就非常简单。雾里看花是很难的，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一层迷雾。有人讲究天赋与遗传，这是有根据的，但并不是决定作用，后天的努力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在学习的时候，就曾经去哈尔滨实地考察。我找到了很多资料，后来给了四平师院。后来中国社科院关于日本孤儿问题的研究立项，沈阳市社科院拿到了这个项目，几经转折找到了我，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研究的所有内容都告诉了他们，所以学术研究绝对不是学阀式的。
您能讲一讲在东北师大读书时和老师、同学的一些事情吗？
我和老师互动得很好，比如和李洵先生的交流。我写第一篇文章和他商榷时，我亮出我的观点后，表明现在的问题是缺乏资料，他就给我提供了几本书。
您对后辈是怎样进行提携指引的？
在我做书籍总主编时，就曾经引导学校的年轻老师编书。在学生就业方面，我也经常和学生探讨就业问题和深造方向。在专科时，学校毕业生考研究生的人就很多，从政的人也很多。学生在校时，专业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我讲课的时候也非常重视互动教学，我可以讲，学生也可以讲，师生互动，有效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我总是希望学生们发展越来越好，让学生今天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学生为傲。
撰稿：宋佳骏
摄影：宋佳骏
审核： 高 标
